济渡:渡过水面。此指从事摆渡。
嗤:讥笑,嘲笑。
窆(biǎn):泛指埋葬。
弱冠:古时男子二十岁称为弱冠。人生十岁叫幼,入学。二十岁叫弱,行加冠礼。二十岁才算成年人,初行冠礼,体犹未壮,故称“弱冠”。《礼记·曲礼》:“二十曰弱,冠。”
三公:古代三个具有崇高地位、荣誉职位和官位的尊称。对三公的称呼及其职掌,历代颇异。周代为辅佐国君、掌管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。有两说:一说司徒、司马、司空为三公,一说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三公。秦及西汉前期,以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为三公。汉武帝时以大司马代太尉,成帝时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,哀帝时丞相改称大司徒。东汉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为三公,亦称三司。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北周以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三公外,其他皆沿东汉之制。三公位高而权轻,备皇帝顾问而已。隋、唐、宋、辽沿东汉之制,以之作为安置老臣显贵的荣誉官职。明、清又以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三公,仅以之作为最高荣誉头衔加于某些大臣。
少师杨荣是福建建宁人,祖先世世代代以摆渡为生。一次下了很长时间的雨,小溪涨水从而发生水灾,冲毁了百姓的房子,被淹死的人被水冲下来,其他的人都划了船去抢捞财物,只有杨荣的曾祖父和祖父在救人,对财物一无所取,同乡的人都嘲笑他们的愚笨。等到杨荣的父亲出生后,家里就逐渐富裕。有一位神仙变化成道人,对他说:“你的祖父积累了阴功,所以子孙后代应当有官高名显的人,所以应该把你的祖父葬在某地。”于是杨荣的父亲便依从道人的指示下葬,就是今天所说的白兔坟。后来杨荣出生,二十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科举,最后位列三公的高位,他的曾祖、祖父及父亲也都被追封了官爵。并且他的子孙后代也都显贵兴盛,直到今天仍有很多有才能、德行的人。
【点评】
少师杨荣,是建宁人,世代以从事摆渡来维持日常生计。一次连日大雨致使河水暴涨,冲毁民房,淹死的人顺流漂下。在面临水灾之时,其他船只都去打捞财货,见利忘义,只有杨荣的曾祖父和祖父忙着搭救落水的人,丝毫没有捞取漂流的货物。在这种生命危急的时刻,一个人的思想品格高尚与否立见分晓。同时,也显现了他们对于他人生命的珍视。春秋时郑国商人弦高在贩牛的路上,遇到正要进犯郑国的秦兵,而郑国对此还一无所知。为了保卫国家,弦高就用自己的十二头牛来犒劳秦军,并说是他的国君派他来慰问秦军的,以麻痹秦军的斗志,并迅速将秦军侵犯的情报报告给郑国国君。郑国马上厉兵秣马,积极备战。秦军得知郑国有了准备,才顺便灭滑国而还。回师途中,又被晋国借机打败。弦高作为一个商人,舍弃了自己的货物,从而使自己国家的人民免于杀戮。再如,马棚失火,孔子最关心的是伤人与否。“厩焚。子退朝,曰:‘伤人乎?’不问马”(《论语·乡党》)。孔子重视他人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彰显无遗。杨荣的曾祖父和祖父的高尚行为却遭到了同乡人的嘲笑。等到杨荣的父亲出生时,杨家的家境已开始渐渐宽裕。有位神人化作一个道长,对杨荣的父亲说:“你的祖父积有阴功,子孙应当显赫尊贵,适宜葬在某某地方。”这种论说深合早期道教的承负说思想。早期道教认为,人的善恶行为,会在后世子孙身上得到报应。《太平经》说:“承者为前,负者为后。承者,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,小小失之,不自知,用日积久,相聚为多,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,连传被其灾,故前为承,后为负也。负者,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。”同理,若先人行善积德,则后人就会报应受福。杨荣的祖辈有善行,积有阴功,所以子孙按理应有福报。杨荣的父亲于是就按照道长所指定的地点,埋葬了他的祖父、父亲,也就是今天的白兔坟。这里又涉及古人的“风水”概念。“风水”,是指宅地或墓地的地脉、风向、水流的统称。堪舆家认为,风水的好坏,关乎人的吉凶祸福。也可说是古代“天人合一”境界的具体化。杨家后来生有杨荣,弱冠之年就考取进士,官位一直做到位列三公,他的曾祖、祖父、父亲也都追封了官爵,并且他的子孙后代也都显贵兴盛,直到今天仍有很多有才能、德行的人。
鄞人杨自惩,初为县吏,存心仁厚,守法公平。时县宰严肃,偶挞一囚,血流满前,而怒犹未息,杨跪而宽解之。宰曰:“怎奈此人越法悖理,不由人不怒。”自惩叩首曰:“上失其道,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,哀矜勿喜。喜且不可,而况怒乎?”宰为之霁颜。
哀矜:哀怜,怜悯。《论语·子张》:“如得其情,则哀矜而勿喜。”即,你如果审理出犯罪者的真情,应该怜悯他们,而不要居功自喜。
霁(jì)颜:敛威怒之貌,变为和颜悦色。
鄞县人杨自惩,最初做一名县吏,心地仁厚,处事以法为原则且公正无私。当时的县令非常严厉,有一次鞭打一名囚犯,打得囚犯浑身是血,但县令的怒气还没有消散,杨自惩跪下为囚犯求情,也为县令缓解怒气。县令说:“只是这个人触犯法律违背天理,不由得人不生气。”杨自惩叩头说:“如果在上位的人离开了正道,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。如果查清他们犯罪的实情,就应当怜悯他们,而不要高兴。高兴尚且不可以,更何况发怒呢?”县令听了之后,脸色便缓和了下来。
【点评】
鄞县人杨自惩,最初做一名县吏,心地仁厚,公正无私。当时的县令非常严厉。有一次鞭打一名囚犯,致使其血肉模糊,血流不止,但他仍然怒气未消。面对犯罪的囚犯,县令难以遏制内心的愤怒,对其施以重刑,以示惩戒。但相对于刑法,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学说更注重德治。孔子曾说过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杨自惩看到鞭打囚犯的血腥场面,于心不忍,跪倒在地替囚犯求情,为县令宽舒愤怒。县令说:“此人违背法律天理,让人无法不生气。”杨自惩叩首说:“在上位的人离开了正道,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。如果能弄清他们的实情,就应当怜悯他们,而不要自鸣得意。欣喜尚且不可以,更何况发怒呢?”杨自惩借用《论语》中曾子之言劝解县令,百姓之所以有犯法行为,可能是因为上层统治者的政策措施有了偏差,其中必有隐情。没有谁愿意铤而走险,以身试法,将自己置于不利地位的。对于他们要有怜悯之心,得知案件的实情后,就应该哀其不幸。县令听后,神情马上缓和了许多。